少年重大暴力案件的量刑應如何建立透明基準？

新北割頸案二審改判，社會為何質疑量刑基準的一致性？

新北國中生割頸案二審宣判，法院改判加重：一審9年、8年，二審12年、11年[1]。然而被害人家屬與部分民眾仍對判決理由與刑期變動依據感到難以理解[2]。

案件從一審到二審，刑期出現變動，其中部分理由與專業鑑定與醫療意見的採信相關。高等法院認為一審量刑時，未及審酌法院送請醫療機構所為之少年事件處理程序審前調查報告，針對少年個別相關之評估結果、再犯風險及具體處遇建議內容，未能納入整體衡量[3]。

爭議不在刑期輕重，而在制度缺乏一套足以說明、對照、反覆檢核的量刑與處遇判斷架構。 —— 國教行動聯盟理事長王瀚陽

少年事件處理法的量刑為何缺乏像刑事案件那樣的透明基準？

依現行制度，《少年事件處理法》以保護、教化為核心，與一般刑事案件處理模式有所不同。然而，當案件已涉及致命或高度暴力行為，其對被害人、家庭與社會造成的影響，實質上與重大刑事案件無異，量刑與後續處遇的判斷，仍應具備高度理性、可預測與可說明性。

在一般刑事案件中，司法院已訂有《刑事案件量刑及定執行刑參考要點》，明確要求法院於量刑時，綜合考量犯罪動機、手段、結果嚴重性、被害影響、再犯可能性、行為人身心狀況及矯治可能性等因素。

專業鑑定與醫療意見如何影響判決的一致性與可信度？

國教盟認為，專業鑑定本應作為司法判斷的重要依據，但若在制度上，未清楚界定其在整體判斷中的位置，亦缺乏跨專業、可反覆檢視的評估結構，便容易讓社會產生「標準浮動」或「依個案調整」的觀感，進而影響判決的信賴度。

危險評估與再犯風險如何同時關乎公共安全與司法信任？

國教盟進一步指出，在殺人、重大暴力、性侵害、長期家庭暴力等刑事案件類型中，司法實務普遍會特別重視行為人對他人生命安全的威脅程度、行為是否具高度危險性，以及未來再犯的可能性，並據此影響量刑、假釋與後續處遇安排。

然而，在少年重大案件中，相關判斷多半隱含於裁判理由中，欠缺制度化呈現，亦未形成可供社會理解與比較的基準。國教盟強調，這樣的制度落差，容易讓被害人家屬與社會大眾產生不安與不信任，也讓第一線教育、社政與輔導體系，難以掌握司法判斷背後的風險評估邏輯。

國教盟提出哪三大政策改革主張？

司法公信力的基礎應該是什麼？

國教盟最後強調，司法的公信力不來自嚴刑，也不來自模糊的保護，而是來自有據可循、可被理解、可被反覆檢視的判斷理由。

司法的公信力不來自嚴刑，也不來自模糊的保護，而是來自有據可循、可被理解、可被反覆檢視的判斷理由。唯有補齊少年重大案件在量刑與處遇上的制度基礎，台灣才能同時守住少年未來、被害人公道與社會安全。 —— 國教行動聯盟

國教盟過去兩年持續追蹤新北割頸案，並聚焦制度與政策面檢討。國教盟將於2026年1月份另外召開記者會，提出更完整的政策回顧與修法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