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離世事件不簡化歸因——國教盟籲建立教師心理安全網：讓制度成為老師的守門人
近日教師離世事件引發社會高度關注。國教行動聯盟表示，面對生命的殞落消逝，社會應以尊重、哀悼與專業態度面對，避免將複雜的心理危機簡化為單一原因。然而，不單一歸因，不代表不追究制度責任——本聯盟因此提出三項訴求，核心只有一句話：當教師被期待成為學生心理健康的第一線守門人時，制度也必須反過來成為教師的守門人[1]。
國教盟理事長王瀚陽指出，第一線教師長期面對以下多重壓力：
若只要求教師照顧學生，卻未建構讓教師被支持、被理解、被保護、被轉介的制度，校園心理安全網就仍然存在重大缺口。
國衛院論壇《建構兒少自殺防治校園體制之行動綱領與方案》指出，校園自殺防治應以多層次防護網思維推動，從心理健康促進、自殺預防、防制措施到後續處置，建立完整支持體系[2]。
教育部《校園心理健康促進與自殺防治手冊》也已將教師納入校園心理健康推動的重要角色，內容包括心理健康識能、危機辨識、資源轉介、去污名化、壓力調適與校內外資源連結[4]。
這些資料共同提醒我們：校園心理安全不能只聚焦學生，也必須把教師納入保護網。
教育部應提供教師免費、保密、外部第三方、快速可近用的心理諮商、壓力支持與危機評估服務，並建立教師情緒出口與支持團體。
教師常因身分、考核與職涯壓力，不敢主動求助，擔心被貼標籤或被認為不適任。因此，教師心理支持制度必須明確與考核、懲處、人事評鑑脫鉤，讓教師在壓力初期就能安全求助。
教師面對特殊教育需求學生、情緒困擾學生或疑似高風險學生時，不應由導師或任課教師單獨承擔。學校應建立校內守門人支持流程，由校長、行政主管、輔導室、特教團隊與外部專業資源共同介入，協助教師進行早期辨識、風險評估、班級支持、親師溝通與資源轉介。
校園自殺防治不能只要求教師「看見風險」，更要讓教師知道「看見風險後，有制度可以接手」。
當教師面臨重大親師衝突、學生危機事件、外部投訴、校安事件、網路輿論壓力或媒體關注時，不應由個別教師獨自承擔。教育主管機關應立即啟動三軌支持：
心理上：即時諮詢、支持團體與後續追蹤。
行政上：協助釐清責任、分擔溝通與調整工作負荷。
法律上：針對不實指控、網路攻擊、個資外洩、威脅恐嚇或不當投訴，提供諮詢與必要協助。
同時，校長、主任等行政主管應定期接受教師心理健康守門人訓練，具備辨識教師高壓狀態、主動關懷、行政減壓與危機處理能力。
國教盟強調，自殺防治不是尋找單一原因，而是建立多層次保護網。面對教師離世事件，社會不應停留在個案責任爭論，更應追問三個問題：制度是否曾及早辨識壓力？是否提供足夠支持？是否讓老師在最困難時被接住？
老師不只是學生的守門人，制度也必須成為老師的守門人。只有教師被接住，學生才可能被穩定守護；只有教師安全，校園才可能真正安全。
因為兩者處理的是不同層次。面對生命的殞落消逝，社會應以尊重、哀悼與專業態度面對，避免將複雜的心理危機簡化為單一原因；但正因為心理危機往往來自多重壓力長期累積，政府更應檢視現行校園制度，是否能在教師承受高壓重擔、難以負荷時，及早辨識、即時支持並有效介入。
國教盟理事長王瀚陽指出，第一線教師長期面對班級經營、親師溝通、學生輔導、行政負荷、特殊生支持、高風險學生辨識、外部投訴與網路輿論等多重壓力。當教師被期待成為學生心理健康的第一線守門人時，制度也必須反過來成為教師的守門人。
臺大護理系吳佳儀教授指出，校園心理安全制度應納入「守門人」概念，讓校長、行政主管、教師、學生共同具備辨識、關懷、支持與轉介能力，早期辨識風險並可連結心理與醫療專業協助第一線教師減輕壓力。關鍵在於它是雙向的：不只教師守護學生，制度也要守護教師。
教師常因身分、考核與職涯壓力，不敢主動求助，擔心被貼標籤或被認為不適任。因此國教盟主張，教師心理支持制度必須明確與考核、懲處、人事評鑑脫鉤，並提供免費、保密、外部第三方、快速可近用的服務，讓教師在壓力初期就能安全求助。
當教師面臨重大親師衝突、學生危機事件、外部投訴、校安事件、網路輿論壓力或媒體關注時，教育主管機關應立即啟動：心理上提供即時諮詢、支持團體與後續追蹤；行政上協助釐清責任、分擔溝通與調整工作負荷；法律上針對不實指控、網路攻擊、個資外洩、威脅恐嚇或不當投訴提供諮詢與必要協助。
政府尚無鎖定教師母體的全國性心理健康盛行率統計。可參考的是媒體委託調查：《親子天下》2026 教師幸福感調查（2026 年 1 月 5–23 日，回收 5,412 份）顯示，教師自評幸福感平均僅 50 分（滿分 100），95% 認為工作有壓力，近 6 成教師考慮 5 年內離職。此為媒體調查，非政府統計，僅供參考。